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二环线的地铁一号线工程开工，拆除了明代修建的城墙。在拆除过程中，从城墙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有价值的填充物，其中，就有北宋时期的太医王惟一所刻的石刻针灸图经残石（图1）。

在数千年的针灸学发展史上，北宋太医王惟一在经穴考订和针灸学教具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对腧穴进行了重新考订，确立了354个经穴，于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6），设计了两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图2），并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先雕琢木版印行于世，然后又刻于石碑之上。经专家考证，从明城墙中发现的这些残石，即为王惟一当年所刻针灸图经石刻的一部分。


专家推测，王惟一当时所刻针灸图经石刻有可能一共是二十四块。在拆除明城墙时，一共发现了七块残石，《针灸腧穴都数篇》残石是其中的一块。这七块残石后来都被收藏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北京石刻博物馆。北京石刻博物馆中展出的《针灸腧穴都数篇》残石可能是该套石经的卷首或前言部分。在《针灸腧穴都数篇》这块残石上，首行刻“际五”，左侧末行刻“伏人长七尺五寸”。该残石高200厘米，厚27厘米，残宽52厘米。残石的质地为青石，右边残断，雕刻手法为平地阴刻，上下分五栏，栏与栏之间以平雕缠枝纹相隔。在北京石刻博物馆的展厅之中，除上文所述七块残石之外，还展出了根据当代学者吴元真所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再发现及其整体初探》一文的插图复制件。

从明代城墙中发现的这些针灸石刻碑石，原本都是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之物。当年大概无人能料想到，这些碑石在历经数百年之后，竟会被人发现藏身于北京的明城墙。那么，这几百年来，这些碑石经历了什么，才会从当年的汴梁来到了今天的北京？要想解开这个谜底，还是先从这些石刻的起源，北宋《针灸铜人》和其母版《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说起。

宋仁宗时期 铸铜人并刻图经于石

北宋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也是针灸医学昌盛的时代。据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所录《亡名氏针经》（又作《铜人针灸经》）序文记载：“……案《晁公武读书后志》曰：《铜人腧穴针灸图》三卷，皇朝（宋朝）王惟德撰。（宋）仁宗尝诏惟德，考次针灸之法，铸铜人（图2）为式。分脏腑十二经，旁注腧穴所会，刻题其名，并为图经，及主疗之术，刻板（木版）传于世。王应麟玉海曰：天圣五年（1027），十月壬辰，医官院上所铸腧穴铜人式二。诏一置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仁济殿。先是上以针砭之法，传述不同。命尚药奉御王唯一，考明堂气穴经络之会，铸铜人式。又纂集旧闻，订正伪谬，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至是上之，摹印颁行。翰林学士夏竦序所言，与晁氏略同。惟王惟德作唯一。人名小异耳。此本卷数不符，而大致与二家所言合。疑或天圣之旧本，而后人析为七卷欤。”由此可知，仁宗天圣五年（1027）十月，太医王惟一（惟德）制成《针灸铜人》二件，一件置于太医院，一件置于大相国寺，并刻木版印刷流传于世。

木版印刷出现于唐朝，但是到了宋代发展到了顶峰，为医经的传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木版的刻印，是为了印刷传播。而类似于石碑的石质图经的刊刻，更多的是为了传之永世的保存，而不是为了拓印传播。

虽然北宋没有留下关于刊刻石质图经的记载，但按照当时的习惯，如此重要的医经刊刻成石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后代的文献中，关于针灸石刻的记载还是有据可考，仍可寻访到蛛丝马迹。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所修的《大明一统志》是关于这些石经迁徙的最详实的古籍文献，据其记载：“三皇庙，在顺天府治南明照坊。元元贞（1295—1297）初建，内有三皇并历代名医像。东有神机堂，内置铜人针灸图二十有四，凡五脏旁注，为谿谷所会，各为小窍，以导其源委。又刻针灸经于石，其碑之题篆，则宋仁宗御书。”（《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11月第2版）

另据据《大明一统志》记载，明代针灸学家高武曾说：“宋天圣中，创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刻诸石，复范铜肖人。”（《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11月第2版）由此可知，这些石碑早在宋代就已经刊刻无疑，且为了观摩、传播之便利，与木版一同放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的可能性极大，或者另置针灸石壁堂专门存放这些石经。大相国寺仁济殿的针灸石刻，是研究大相国寺仁济殿乃至北宋医经基本形式的重要资料。

南宋之时，北宋的针灸图经得以流传。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咸淳，南宋度宗时号。而此书旧凡三卷，其为五卷者，金大定中所刻，补注本也。”（《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11月第2版）

金天德年间 石刻图经可能北迁

北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国大举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汴梁，掠走徽钦二帝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以及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之阿城），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但是，并没有留下掠走其他物质的记载。金废帝海陵王天德五年，即贞元元年（1153），迁都于原辽南京之燕京（今北京广安门一带），改燕京为中都，称“大兴府”。

并没有发现金国有关于《针灸铜人》及相关的图经经石碑刻的记载。但是，金国对于宋代的针灸医学仍有传续。如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即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今山西临汾重雕《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刊行于世。所以，仍不能排除金国迁都燕京之后，将石经北迁的可能。况且元初的石经北迁只出现在了明初的记载之中，而没有出现在元代的文献之中。

北宋灭亡之后，宋徽宗之子康王赵构几乎只身南渡重新建立政权，史称“南宋”。北宋都城汴梁的针灸铜人，竟然也出现在了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蒙古国大汗窝阔台四年（1232）年底，遣宣抚使兼行尚书六部事王檝出使南宋，订立联宋灭金之约，争取南宋出兵共围金国所统领之蔡州（今河南汝南）。此行王檝便将《针灸铜人》从临安带回了已经被蒙古国占领的金中都城（今北京）。那么，针灸铜人在此之前是通过何种渠道、被何人、在何时运至临安的就不得而知了。

元世祖年间 石刻图经移出汴梁

据《大明一统志》记载：“《〈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元至元年间（1264—1294），自汴移置。”（《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11月第2版）由此可见，这些石刻针灸图经完工之后一直就在汴梁城。在世祖至元年间，方跨越了黄河，开始了扑朔迷离之旅。

元代，也是针灸医学大力发展、广为传播的时代。为了弘扬针灸医学，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5在位）对针灸医学极为重视，曾封针灸医家窦汉卿为太师，还曾命来自尼波罗国（今尼泊尔）的工匠阿尼哥仿制宋代针灸铜人。据明初所修的《元史·工艺》记载：“阿尼哥，尼波罗国人也……对曰：颇知画塑范金之艺。帝命取明堂针灸铜像示之曰：‘此宣抚王檝使宋时所进，岁久阙（缺）坏，无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对曰：‘臣虽未尝为此，请试之。’至元二年（1265）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在元代，著名针灸医家忽泰必烈做到了翰林集贤直学士、中顺大夫这样的高官。忽泰必烈撰著的《金兰循经取穴图解》（简称《金兰循经》）辑成一卷，于大德七年（1303）刊行。

明英宗时期 石刻图经被填入城墙

据有关文献记载：“此洪武初，铜人取入内府，图经犹存。”由此可知，在明代洪武初年，针灸铜人曾被转运到京师（今江苏南京）的内宫。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迁都北京，将南京改为“应天府”。针灸铜人又随之迁回了北京。

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到了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宋天圣中，创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刻诸石……于今四百余年，石刻漫灭而不完，铜象（像）昏暗而难辨。”（《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11月第2版）由于时代久远，宋代的图经石刻和针灸铜人保存得都不好，于是明英宗便下令仿造宋代铜人，重新铸造了这具铜人，史称“正统铜人”，并重新刊刻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石。

北宋针灸石刻的消失，正和关注针灸铜人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这位明英宗有关。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御驾亲征，攻打日益崛起的蒙古瓦剌部，遭遇“土木堡之变”，兵败被俘。孙太后联合兵部侍郎于谦，扶持郕王朱祁钰登基称帝（即景泰帝），赢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在北京保卫战之中，瓦剌首领也先恼羞成怒，多次挥师攻打北京，都被于谦等明朝文武朝臣和军民力战而击败。最终，瓦剌在无奈之下，再次退走大漠。正是在于谦等人多次修整城墙以备战之时，这些石碑连同其他的硬质材料被用作了城墙的填充物。

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被填入石墙，从此销声匿迹，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再度现身，这些石刻被填埋在城墙之中长达五百余年。

这些身世离奇的国宝再度现身，具有极大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为挖掘、整理中医文化的内涵与沿革提供了确凿的实证，是“二重证据法”的重要物证，充分印证了史籍所载之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