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展示我国传统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历史上，中医药是对外交流的重要桥梁纽带，推动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中医药沿着“一带一路”交流互鉴，促进了中医药的创新发展，也推动了沿线国家的医药发展。2019年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时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医药对外交流的历史，也是一部相互交流借鉴和创新发展的历史。

中医药是对外交流的桥梁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完整，科目分类详细，实践经验丰富，诊疗效果显著，在古代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成为对外交流的桥梁纽带。

医疗救治是对外友好交流的信使

早在春秋时期，医疗就是重要的外交途径。晋景公和晋平公生病期间，都曾向秦国求医，秦国派出医缓、医和前去治疗，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传递政治信息，促进了“秦晋之好”的延续。秦汉之后，历代王朝更加注重医疗外交，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交往。

有政府间的医疗交往。唐代高僧鉴真应邀东渡日本，为圣武天皇治疗疾病，诊治效果好，受到日本朝廷的嘉奖。1078年，高丽文宗因患风痹证，向宋朝请求派医治疗，翌年宋神宗派翰林医官邢慥、朱道能等88人，带百余种药材前去治疗。1293年，高丽王派将军高世来中国请医，元世祖派太医姚生前去治疗，1297年，元成宗又派太医王得中、郭耕前去治疗。1425年，朝鲜世宗王因体质虚弱向中国求医，明仁宗派随员太医张本立和辽东医人何让前去治疗，1427年，明宣宗又派遣随员医人王贤前去诊疗。

有民间的医疗交往。公元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在越南行医，所著的《公余集论》一书流传至今。元代针灸医生邹庚到越南行医，治愈了越南裕宗皇帝及皇子的疾病,被誉为“邹神医”，官至宣徽院大使兼太医使。北宋人慎修随商船渡海至高丽，因医术高超，被封为守司徒左仆射参知政事。日本人竹田昌庆来华，向道士金翁学医，曾医治明太祖皇后难产，被封为安国公。《本草纲目》引《威灵仙传》载，商州有人病手足不遂，家人把他放在道旁求治。有新罗僧人看见后用威灵仙进行治疗，数日后痊愈。

中药是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在古代，药材一直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张骞凿空西域后，大量外来药材随商人涌入中原，汉乐府诗曰：“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㲮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隋唐时期，每年从阿拉伯、波斯驶往中国贩卖香药等货物的船只多达4000余艘。鉴真和尚途经广州时,曾记下当时海外药物贸易的情景：“江中有婆罗、婆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香药之路”，宋代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药物品种繁多，数量巨大，如《宋史·食货志下》载：“大食蕃客啰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宋真宗赵恒《内香药库诗赞》：“每岁沉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牣尤宜史笔书。”明代郑和下西洋，每次随行都有医官和善辨药材的药工，药材贸易是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他们带去的中药有人参、麝香等，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带回的有犀角、羚羊角、阿魏、没药、丁香等。

从中原输入外国的药材也很多。中药输入印度，被誉为“神州上药”。据《宋会要辑稿》载，宋代经市舶司由大食商人外运的中国药材近60种，有人参、茯苓、川芎、附子等。明代朝鲜世亲王曾说：“药材等物，须赖中国而备之，贸易不可断绝。”

朝贡是古代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外国朝贡中原王朝的贡品中，药材是重要物品，如1001年，丹眉流国入贡木香千斤、苏木万斤，还有紫草、象牙、胡黄连等。元代成廷圭《送广东帅郎郑彦昭贡香药入京诗一首》：“万里番禺入贡来，过淮一日到蓬莱。海中药草无人识，天上桃花有处栽。”

医学教育是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

古代中医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学习中医为目的的外交活动非常繁盛。有中国人外出传授中医药知识的，如561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164卷赴日，途中路经高句丽，在当地传授中医，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唐僧义净在印度传授中医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长达25年之久。高丽睿宗时王子为提高医学教育水平，向宋朝乞借医官，宋徽宗派遣曹谊等7人前往朝鲜，对当地医生进行教习。

外国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医的情况更为普遍。如608年，日本派小野妹子、难波惠日等来我国学医。小野妹子学成后得《四海类聚方》300卷以归，惠日等回国时带走《诸病源候论》等书。明代时田代三喜来到中国，学习李东垣、朱丹溪的学术思想，归国后著书立说，是李、朱学说在日本流传的开山始祖。新罗统一朝鲜后，不断派留学生来中国学医，并以《神农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

中国的医书，还是古代的重要国礼。唐政府颁行《贞元广利方》，新罗得知后，立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该书。1016年和1021年，高丽使者郭元、韩祚各自回国时，宋真宗亲自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1101年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时，宋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神医普救方》1100卷。日本人吉田宗桂治愈明嘉靖皇帝之病，嘉靖皇帝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

医疗救治、药材贸易和医学教育是古代对外交流的重要形式。中医药之所以成为古代对外交往的桥梁，既得益于中医药长期领先于世界，更缘于中医人积极进取的开放精神，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中医药推动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华文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长期领先世界，并形成了中华文化圈。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推动中国对外交流的桥梁，自然也是推动中华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华文化圈中，中医药文化是重要的文化特征。

朝鲜半岛

周武王伐纣，殷商灭亡，箕子感故国破灭，不食周粟，率五千族人东走朝鲜，建都平壤。武王向箕子请教治国道理，箕子作《洪范》相答，《洪范》中所论述的五行学说奠定了我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也是中医理论的基础。

西汉时期，中朝之间医药卫生方面的交流已经广泛开展，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加频繁深入。葛洪《肘后备急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和中医养生法、炼丹术相继传去，朝鲜称之为“仙道术”。隋唐之后，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医药交往更加频繁，朝鲜充分吸收中医药文化精华，与当地医药相结合，形成了朝鲜传统医学，称为东医或高丽医学。

1226年，朝鲜医学家崔宗峻以《神农本草经》《千金方》《素问》《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为基础，撰写《御医撮要方》13卷，促进了朝鲜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朝鲜李朝重视中国医书的整理研究和中国药“乡药化”的事业，撰写一系列医药书籍，促进了高丽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医方类聚》266卷，全书引用中国医书152部，朝鲜医书1部，收有中朝医方5万多条，被誉为朝鲜“医籍之冠、方术之大观”。《东医宝鉴》25卷，系整理71种中国医书和3种朝鲜医书而成，对中国和朝鲜医药学的基础理论、病证医方、药物方剂和针灸等进行全面综合，是朝鲜最负盛名汉方医书。《乡药集成方》85卷，该书以中国医书为经，以朝鲜传统医籍为纬，收集《太平圣惠方》《直指方》《圣济总录》《妇人良方》等内容，熔中朝医学经验于一炉，是高丽医学的集大成之作。

由于频繁的医药交往，朝鲜半岛还成为人参、昆布、海松子、五味子等多种中药的道地产区，如明代朝鲜李朝诗人徐居正《谢江原曹监司干寄人参》：“药圣人参出古方，一枝三桠最为良。”清代赵瑾叔《本草诗·昆布》：“高丽常将昆布夸，喜从番舶到中华。”王如鉴《本草约编·海松子》：“甘温松子贵新罗，润肺滋肠五脏和。”

日本

传说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和百工泛海东渡，为秦始皇寻找灵药，到达日本后定居下来。徐福给日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和中医药文化，被尊为“司药神”。宋代欧阳修《日本刀歌》：“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中医药传入日本后称为汉方医学，从公元7世纪到19世纪70年代，汉方医学是日本医学的主流。

公元808年，平城天皇的侍医出云广真等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该书系搜集日本民间的处方，参考《黄帝内经》《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中医典籍编著而成，是最早的日本汉医方。汉献帝刘协四世孙刘阿知率领宗族两千余人东渡日本，称阿知王。阿知王后人丹波康籁仿照王焘《外台秘要》体例，用汉文编纂《医心方》30卷。该书共引用书籍204种，分列条文10877条，除引用朝鲜医书2种6条外，其余全部引自中国医籍。很多在中国已经亡佚的医籍，可以在《医心方》中看到部分佚文，如《范汪方》《集验方》《经心录》等。

明末清初，日本形成了古方派和后世派。古方派以研究汉代处方为主，尊崇张仲景，代表人物为吉益东洞。后世派尊崇李东垣与朱丹溪，又称李朱学派，其特色为重视阴阳五行思想与经络学说，代表人物为田代三喜。

越南

越南的传统医药称为的越南东医药，是中医药理论与越南自身医疗经验结合的产物。越南将本土产的药材称为“南药”，将从中国进口的药材称为“北药”，“北药”用量是“南药”的4倍。南宋时，曾发生越南人到临安大量购买土茯苓而导致价格上涨的事情。

黎有卓，号“海上懒翁”，生活于清代乾隆年间，他爱好中医，尊崇《黄帝内经》，刻苦钻研《冯氏锦曩秘录》《景岳全书》《医贯》等，结合临床经验，编成了《海上医宗心领》66卷，黎有卓也因此被称为越南华佗、越南李时珍。越南阮朝设立先医庙，对古代名医进行祭祀，其中有很多中国著名医家。

以中医基本理论框架为基础，结合当地医疗经验，这些国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医药文化，至今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历史上，中国的医事管理制度也被这些国家接受和效仿，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对中医还曾起到反哺作用，如1093年，高丽来中国呈送《黄帝针经》善本9卷，当时该书已亡佚，宋朝以此为底本重新颁行。另外，中医药随华侨传入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当地也有很大影响力。

中医药在“一带一路”的交流互鉴与发展

中医药沿着“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传播，通过交流互鉴，促进了中医药的创新发展，对沿途国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药材的交流互鉴

经过长期的对外交流，种类繁多的外来中药进入我国，有“香药”“胡药”“海药”“回回药”“番药”等称呼，常用海、胡、番、西、洋等字作药名的首字，如海松子、胡椒、番泻叶、西红花、洋金花等。有的则保留了传入中国时的音译名称，如荜茇、阿魏等。有学者统计，截至21世纪前，共使用了747味外来中药，其中195味形成药用市场。

中医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这些外来中药，它们进入中国后不久便被本草著作收录推广。如《神农本草经》收录了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中国的胡麻、葡萄等。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收录了来自朝鲜的五味子、昆布、细辛和来自东南亚的槟榔等。唐代《新修本草》记载了安息香、龙脑香、胡椒、诃黎勒等外来中药。宋代政府多次修订本草，每次修订都有新增外来中药。《本草纲目》吸收大量外来医药文化，将我国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本草纲目拾遗》收录外来中药47种。此外，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外来中药的著作，如唐代郑虔著《胡本草》7卷，五代李珣著《海药本草》6卷，清代墨西哥人石铎琭著《本草补》1卷。

同时，中医以守正创新的态度对待外来中药。按照中医理论，归纳总结出外来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主治，便于临床辨证使用。扩展了外来中药的使用范围，如原产印度的紫茉莉在当地用于治疗脓肿，中医则发现了紫茉莉根利湿、活血、调经的功效。经过长期培育，大部分外来中药都实现了本土化种植，它们名称也已经中国化，如芫荽、丁香等。

我国的中药传入外国，也改善了当地群众健康状况。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的《医典》、波斯人阿布·曼苏尔·穆瓦法克的《医药概要》均记述了很多中药。在古罗马时代，贵族生活奢侈，暴饮暴食，常有严重的肠胃疾病。来自中国的大黄成为他们的救命药，受欢迎程度不亚于丝绸瓷器，现在欧洲还将大黄作为蔬菜食用。阿拉伯商人将中国的肉桂传入欧洲和非洲，欧洲和埃及人用它制作防腐剂和香水，《圣经》中也曾提及肉桂。古代从泉州港出口的大宗川芎，运往盛产胡椒的东南亚国家，有效防治了当地采椒人的头痛病。

医疗技术的交流互鉴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相关医书也传入我国，其中的很多医疗技术成为中医的一部分。唐宋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大量香药涌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中医药，《太平圣惠方》中以香药命名的药方则多达120余首。宋代大食国所产蔷薇水输入我国，促进了露剂药物在我国的传播与应用。阿维森纳《医典》记载的用金、银箔做药剂丸衣的技术，传入我国后促进了中药丸衣剂型的多样化。成书于元代末年的《回回药方》是阿拉伯医药传入我国后编撰的一部医药百科全书，全书载方6000余首，突出东西合璧，既有中国式的丸、散、膏、汤，又保存有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药、滴鼻剂、露酒剂、油剂、糖浆剂等。

中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巨大。我国的炼丹术曾用来炼制金石药品，治疗皮肤病、疽痈和内分泌疾病等。炼丹术由印度、伊朗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演变为炼金术，欧洲的炼金术催生了近代化学。郑和到达波斯湾地区，发现该地“医卜、技艺皆类中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汲取并引用了《本草纲目》的理论和例证，并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最能体现医疗技术在“一带一路”交流互鉴的，当属种痘术。1688年，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此后人痘接种术传遍各大洲。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受人痘接种术启发，发明了更加安全的牛痘接种术。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开始给中国人种牛痘并著《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邱熺等人向其学习牛痘接种术，我国出现了第一批牛痘师。1817年，邱熺著《引痘略》，用传统中医理论阐释牛痘术，广受欢迎，成书后100年间再版50多次。各地相继设立牛痘局，牛痘逐渐取代人痘。当时名人纷纷写诗赞咏牛痘术，后汇编成册，题为《引痘题咏》。

医学理论的交流互鉴

中医基础理论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但中医基础理论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也在不断与外界进行交流互鉴。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地、水、火、风“四大”说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起到丰富、补充作用。如陶弘景将《肘后备急方》增补后称《补阙肘后百一方》，并引用佛经说：“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曰：“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所摄。一曰黄风，二曰青风，三曰赤风，四曰白风，五曰黑风。”将四大说中的“风”和中医学中的“五行配五色”理论结合，阐释风病的分类。

《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官方医书大力推荐使用香药，推动了芳香类药物的广泛应用，丰富完善了辟秽防疫、解表散邪、悦脾开胃、化湿祛浊、通窍止痛、行气活血、开窍醒神等中药药性理论，并产生嗅香法、佩香法、燃香法、浴香法、熏香法等芳香疗法。香药广泛应用的同时也造成了滥用的弊端，在这种背景下，金元四大家乘势而起，尤其是朱丹溪对滥用香药进行系统性批判，创立滋阴派，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明代末年，西学东渐，利玛窦、邓玉函等传教士纷纷来华，介绍西方生理解剖和医药知识。当时的医家予以批判性吸收，促进了中医的发展。王肯堂与利玛窦交往频繁，在其影响下，《证治准绳》中对许多外科疾病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方以智接受了西方“脑主思维”说，将生理学、解剖学知识结合到中医理论中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初步建立中西医汇通思想。清代王宏翰《医学原始》将西方医学与中医的太极阴阳说汇通，王学权《重庆堂随笔》将邓玉函《泰西人身说概》中的解剖内容附会中医。十九世纪中期后，在唐宗海、张锡纯等医家的推动下，形成中西医汇通派，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必须吸取西医之长，为中医所用，推动了中医的发展。

中医理论对西方医学也产生了影响。受中医脉学影响，阿维森纳《医典》中记述的48种脉象，有35种与中医脉象相同。英国名医弗洛伊尔认为自己对脉和呼吸的研究是受中医脉学的启发。18世纪以后，针灸逐步被西方社会接受，很多西方医生进行针灸理论与技法的研究，从1700年到1840年，西方出版的中医药的书籍约60余种，其中针灸方面多达47种。

中医药在对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一直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外来的药材、医疗技术和理论观念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同时坚持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将外来医药与中医传统理论相结合，守正创新，推动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医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