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2024年学术年会召开，名医名家云集，目光聚焦中医疗效的提升——

自古以来，“效如桴鼓”“覆杯而愈”皆为历代医家孜孜不倦追求之目标，承载了医家们济世救人之夙愿。疗效的提升不仅与患者生命健康相系，更关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国民文化自信的提升。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作出新的重要部署。其中，传承是根基，创新是动力，融合是路径，提高疗效是目的。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闫树江表示，在促进传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经验的同时，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促进学科交叉、中西医协同，加强临床科研成果转化，并不断形成新的病种优势，提升疗效。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在致辞中指出，新时代中医药的传承创新，要在回归原象思维创生性的基础上，坚持中西医并重，吸纳高科技成就，“以我为体，为我所用”，体现“我主人随”和“人主我随”互融共进的结合，将科学与人文融合，仁德诚敬、格物致知，守正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强调，要重点着力解决临床问题、阐明作用机制，鼓励学科交叉融合，推动新技术与新方法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的应用。

岐黄学者、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主任委员高颖表示，阐明中医疗效机理意义重大。其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团队开展的“血塞通软胶囊改善缺血性卒中患者神经功能结局”研究获得重要疗效证据，有望进一步推动对中医疗效机理的研究走向深入。

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学术年会云集名医名家，内容丰富前沿，齐心协力探讨如何锚定疗效，创新领航中医发展。

中医传承让疗效提升更有底气

传承是根基，如何传承？首先是要通过古籍文献传承先贤学术。岐黄学者、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建生表示，可以从医史文献、基础理论、方药技术、医药文化方面传承经典。古籍是传承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的重要载体，挖掘古典医籍精华是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环节。“以肺系疾病医史文献的传承为例。我们建立了肺系疾病的数据库。”李建生介绍，数据库中囊括了战国至1911年期间肺病文献的古籍数据库、1912年至今的现代名老中医著作数据库和建刊至今的名老中医肺病诊疗文献的期刊数据库等。可以基于数据库发掘诊疗规律，结合临床及研究，提出病机理论并研究治法、方药。

其次要通过临证实践传承名家思想。全国名中医、岐黄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王阶认为，应重点传承名老中医的思维理念、辨证思路、用药经验。以冠心病为例，中医大家岳美中“胸为清阳之府”“心体阴而用阳”的理念，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建华“寒凝、热结、气滞、痰阻、血瘀等不同证型”的辨证论治方法，中医大家蒲辅周创制的两和散、郭士奎的冠心Ⅱ号方等，都是重要的传承之源。

首都名中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赵进喜表示，应全面传承传统医学的精髓，“正如学习伤寒论，有四大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会用经方，第二个层次是学会张仲景的理法，第三个层次是学会张仲景的治学方法，最高的境界是学会张仲景悲天悯人、不求名利的高尚情怀。”作为已故国医大师吕仁和的弟子，赵进喜在临床中针对糖尿病肾病“风邪内伏”的机制，在传承吕仁和“微型癥瘕”的病机理论和化瘀散结治法的基础上，重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热伤气阴、络脉瘀结”核心病机，提出了“从风论治”的治法 。

已故国医大师路志正是岐黄学者、首都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姜泉的领路人。姜泉传承了路志正“燥痹”学术思想，历时15年，确立并阐释了针药并用治疗干燥综合征的疗效优势及科学内涵。“路老强调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要以解决临床疑难病症为目标。因此我在临床中始终把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作为基石，把中医的优势特色作为解决临床问题的切入点。”

创新模式促疗效提升更快捷

创新是事物发展的源动力，创新诊疗模式为中医疗效提升指引了一条快车道。在王阶看来，病证结合是提高临床疗效的有效途径。什么是“病证结合”？“病证结合”指的是西医疾病诊断加中医辨证论治的创新诊疗模式。“辨病可以宏观把握疾病的整体规律和基本特征，有助于加深对疾病病因病机、预后转归的认识；辨证可以反映疾病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其中要特别注意对疾病预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证候，同时掌握不同阶段证候演变规律，有助于动态优化个体辨治方案。

”在“病证结合”模式的指导下，中医药对不同疾病的疗效都得到了有效提升。高颖表示，以脑卒中的全链条诊疗方案为例，因脑卒中核心病机是“毒损脑络”，及早运用解毒通络方药治疗可以明显改善患者预后。这样从早期通治方案的构建就可体现病证结合的中医思维模式的优势。之后的治疗，再判断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若是脑梗死兼静脉溶栓的患者，需根据溶栓后的证型选择益气扶正或活血化瘀类中药。

王阶团队根据证候要素组合模式和冠心病不同阶段，合用其他治法，提出了基于证候要素的冠心病全程防控体系，“在该体系中，证候要素和核心病机起着关键作用，我们通过临床研究发现‘痰瘀滞虚’是冠心病主要致病因素和核心病机。因此，以活血化瘀法为主，并且贯穿冠心病防控全程。”以证候要素和核心病机指导临床治疗，提升了循证水平和临床疗效。

岐黄学者、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张军平在“病证结合”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冠心病“病—证—时”的理念，形成了针对冠心病未病、已病、病瘥等相关的心血管事件链应用中西药联合，分阶段、全时程干预的思路。

但病证结合不是简单的“病+证”。首都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魏玮对病证结合提出了更为创新的想法：基于人体的复杂系统，中医使用四诊获得证候信息，西医利用现代技术获得多模态影像信息，二者联合形成病证结合多模态表征。

学科融合助疗效提升更精准

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中医药发展如何搭上这列快车？

王永炎指出，要重视高概念大科学趋势下的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更新学科研究方向。

“随着系统生物学等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多组学技术的整合应用能更全面、更有效地筛选特定证候指标，并揭示证的本质和规律。”青年岐黄学者、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唐健元表示。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支撑，从中医整体观及辨证论治理念出发，结合现代先进的医疗科学技术，生物组学等多学科交叉，多技术融合，有望破解中西医结合证候标准化、评价体系不健全，中药有效成分及作用机制不清等瓶颈问题。”唐健元团队成员、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孟祥瑞表示。
王阶团队结合了多组学的技术以揭示证候要素的微观物质基础。“从2004年开始，我们从mRNA、miRNA、lncRNA、circRNA、DNA甲基化以及多组学等层面开展了冠心病血瘀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CCL2等六个基因对于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具有较高诊断效能。冠心病单一血瘀证存在miR-146b、miR-199a和TP53的异常表达。相关生物标志物为冠心病血瘀证精准诊断、精准治疗提供了新靶标。

此外，王阶团队还将中医药同人工智能相结合，构建了基于大数据和专家经验的冠心病中医人工智能诊疗模型，该模型与专家处方符合度达84.85%。除了人工智能，中医是否也可以做到靶向治疗？孟祥瑞利用声光联合驱动下蟾毒灵（BF）与纳米技术的新“结合”进行了抗肝癌的研究。蟾毒灵是我国传统中药蟾酥的主要抗肿瘤活性成分。研究将蟾毒灵与铋基金冠吡啶纳米递送平台（BACN）结合形成多功能的抗肿瘤治疗和诊断平台。体内实验结果表明该平台完全根除了肿瘤，同时具有良好的治疗生物安全性，无明显复发。该研究突出了蟾毒灵优异的抗肿瘤特性，弥补了其溶解度和物理化学稳定性差、机体清除快和细胞摄取低等缺点，搭建了传统中医药与前沿研究技术相结合的桥梁，构建了“中药—靶向平台—物理辅助靶向—治疗肝癌”多学科联合的治疗新方法，表明中医药靶向治疗的可实施性。

王阶团队基于信号通路和专家经验构建了靶向智能处方，以疾病病理机制为基础，以计算生物学、人工智能算法为研究方法，建立中药与疾病致病分子通路之间的映射，通过选择疾病致病分子通路靶点，配伍相应中药组方，经专家理论经验模型指导优化，形成中医新处方。

岐黄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建勋在中药复方的研究方面进行了多学科融合。“中药复方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中医基础、临床、药学、制药工程、药理、毒理、药代、系统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通过多学科协同和合作研究，明确和提高中药方剂的临床疗效，明确其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和生物学基础，研发出安全、有效、质量稳定的现代中药复方药物，是我们所共同期待的。”